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糟心!用了几世纪了,某些地方还不知道造纸术、印刷术来自中国

2018-04-13 边芹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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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

 

边芹


摘要


  话语权的构建绝不是自动实现的,话语的流向也绝非信息的简单“交流”,话语的流向也绝不是自发的,而是经过设计、把控的“人工渠”,在国力和霸权这些因素的背后,它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。控制话语的流向,首先要占据文明制高点,关键在于文明的自信。近代以来,西方殖民主义不但用坚船利炮把我们的文明自信打垮,而且还抬高自己、诋毁和抹杀别人。西方世界对“话语平台”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,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,没有一个环节被疏忽。即使是对日本这样的盟友,西方社会也不会给予其主导上层建筑价值判断的话语平台。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,像战争一样需要精心谋划,知己知彼。

 

话语权的构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,绝不是善良、公平心、开放、透明甚至自身的强盛就能自动实现的。一般人只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,却忽略了它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,其建立需要一定的技巧,而技巧的核心是话语的流向操纵于谁手。



控制话语的流向,首先要占据文明制高点;而能否占据制高点,关键在于文明的自信。不幸的是,近代中国遇到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,西方殖民主义用坚船利炮就把我们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明自信打垮。他们不只是抬高自己,还诋毁和抹杀别人。他们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持着自身的文明自信,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、不择手段地把持话语权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,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众的反感和不配合。这是因为夺取话语权靠的并不是一种公正的权威,而是操纵的技巧: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,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。


话语的流向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战争。引用一位法国汉学家的话:中国在这场图谋已久的战争中至今处于不设防状态。在这里,解构对手的“话语平台”和营建自己的平台双管齐下;操纵舆论的力量不只在于美化自己,还在于诋毁和污蔑对方。话语的流向绝非信息的“交流”,而自始至终都被视作一场战争。


西方世界对“话语平台”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,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,没有一个环节被疏忽。拿体育来说,掌控话语的基本做法是不播放中国人有优势的体育比赛;不传播中国自己组织举办的赛事;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封锁中国人参赛的消息。环法自行车比赛是法国媒体暑期热炒的项目,组委会邀请了中国自行车选手,但并不让法国民众知道。为什么?因为运动赛事不像挑选大陆电影界名人参加电影节——艺术不是目的,政治才是由头。不管大陆艺人自我感觉脸上多么风光,在法国始终是为中国负面话语配料、送料的;而大陆选手参加自行车比赛就很难变成这种性质——既然属于正面话语的范畴,就必须阻止其流入。邀中国人参赛,是为了让中国媒体替法国旅游做宣传,但也只让这方面的话语流出去,除此之外,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报纸提供哪怕一张中国人参赛的画面。法国媒介从业人员的普遍“自觉”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自觉的权力意识和不与外人谋的“内忠”。直到赛后数月,法国媒体报道西班牙冠军有服用兴奋剂嫌疑,顺带提到有一位中国自行车选手也被怀疑,中国人参赛的消息才透过这则负面新闻泄露出来。



恶意针对中国的负面话语经年累月,视利益需要时放时收。实际上,法国民众对世界,特别是中国的信息经常是一无所知,“新闻自由”更多是被操纵的自由。比如“嫦娥二号”升空的新闻在法国是被封锁的。法国人不知道中国的高铁比法国快;不知道中国有退休制度(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);不知道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(至今多数法国民众认定中国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)、炼铁、造汽车;不知道朝鲜战争是美国人打不过才谈判;不知道制瓷术、造纸术、印刷术均来自中国;不知道鸦片战争是因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而发生的;不知道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,烧了圆明园……


这么做固然可以用心胸狭窄来解释,但关键还是出于控制话语流向的焦虑。每开一个口,都不同程度给对方提供了“话语平台”;控制不好,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。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就更严密了,因为这是“话语战争”的主战场,一般采取全面封锁或只开放负面消息两种做法,这样做既能保证“话语平台”永远操纵在自己手里,又能让受众认为没有失去看世界的“自由权利”,但具体能看到什么,当然是由话语操纵者来决定的。拿中国电影来说,除了由法国“专家”挑出的几个电影人,其他中国电影人似乎都不存在;中国人租下巴黎电影院自办电影周,法国文娱节目表居然连续两年把放映地点“写错”。可见,他们之所以愿意与竞争对手打“言论自由”牌,原因在于他们早已决定了百姓看什么、不看什么,早已对将百姓的视野圈进狭小区域稳操胜券。


对上海电影节的新闻也严密封锁,可谓滴水不漏,因为这是掌握价值判断权的关键平台。无论法国名人在上海得到何等荣誉,法国传媒万马齐喑,无一例外;这些名人也自觉遵守,在上海让中国人以为他们荣幸得很,回到法国则唯恐法国人知道,与中国艺人把国外得来的荣誉当上帝光环截然不同。如中国媒体广泛报道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将到中国推销其回忆录,但这条新闻在法国是被封锁的。以希拉克与传媒的深刻联系,怎会找不到媒体报道?尽管吕克·贝松担任了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,但回国后也三缄其口。为什么当事人与传媒在“防火墙体系”中配合得如此默契,目标如此一致?没有人因为这样的封锁抱怨“失去自由”,更不会把去外国电影节当成要争的福利。在他们看来,这早已不是言论自由或艺术自由的问题,而事关价值判断权归于谁手,从价值判断权还可以引申到艺术定价权,这里的精英阶层人人都有这种自我意识。



价值判断权直接关系到文明的生存,从经济上讲,它也决定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定价。简单地说,话语的流向不光决定一件衬衫的定价权,也决定了一部文艺作品乃至一个人的定价权。“中国制造”的商品,价格远低于同等质量的外国商品,这是由控制世界话语流向的“看不见的手”决定的。这只手无形但有力,可以用数年时间,以信息(甚至假信息)接力的方式,将某国产品变得一钱不值,这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“打劫”!中国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翻云覆雨的厉害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各国的信息“防火墙”也是阻挡“话语战争”、缩小被对方“打劫”范围的工具。对于内外不分的民族,即使是舆论的心脏控于他手,也都毫无知觉。


单讲西方阻截中国或许不能令人完全信服,下面就再以日本为例。如果说对中国是全面封锁,对日本则是有封有放。对科技、工业是放,这意味着承认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,不断让百姓接受某国技术水平高的信息也是潜移默化对其进行洗脑,让他们认同某国产品贵得有理。这个话语平台,除了西方盟国,日本是不会轻易与别国分享的,因为这决定了工业产品的定价权。就产品的定价而言,质优固然重要,但并不起决定作用,关键在于西方是否让你挤进“话语平台”。这才是当今世界最残酷的现实!话语是操控消费者价值判断的闸门,闸门的开启与关闭,造成的现实结果是:中国人愿意花一万块钱买一只法国品牌的皮包,同时,法国人要求中国人以最低价格向他们出售同样质量的物品。两国民众为什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?一件寻常物品的价值在两个不同的国家果真有如此悬殊的差异吗?事实上,话语早已成为西方国家谋取利益的有力武器。


即使是对日本这样的盟友,也是不会给予其主导上层建筑价值判断的话语平台的。东京电影节被封锁了几十年(可见电影是话语战争的战略要地),法国人并不知道有此电影节,即便业内人士参赛得奖,也只字不提。驯养猎犬的要诀在于杜绝其吃他人投喂食物的可能,在文化领域,不能让民众知道西方之外还有别的精神标杆。没有一位日本歌星、一位日本影星得到和西方同行一样的待遇,几位受宠的日本导演是西方特意捧出来的,为摧毁日本电影工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可见,西方捧出的明星从来不只身负艺术使命,所谓艺术自由不过是拆掉别人的城墙。



从上述实例看,话语的流向绝不是自发的,而是经过设计、把控的“人工渠”,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。当今世界,越是高呼“言论自由”的社会,其监控机制越严密。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,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,构建自身的“话语平台”和解构对手的“话语平台”两者缺一不可;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,“从天而降”的馅饼毫无例外地都准确落在被选中者手里。话语是现代战争的有效武器,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,像战争一样需要精心谋划,知己知彼。


(边芹,旅法作家、“左岸碎语”专栏撰稿者。原文载于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》2016年第2期。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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